蓝棣之，1940年生，四川新津人。主要从事现代诗歌和小说研究。现为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
梁：你最近出版的专著《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用精神分析解读现代小说、戏剧，在文学圈子内外引起广泛的兴趣。很多人都还不确切了解“症候”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有人说症候就是“情结”，这个说法对吗？
蓝：在某种意义上，症候可以看作是情结的表现。
症候本是医学临床用语，指在疾病状态下病人的感受，只可通过问诊获得。然而，我所说的症候，是作家不自知的，是无意识的。症候批评理论里的症候这个概念，直接来自精神分析大师弗洛伊德。他说精神分析以症候为起点，还说精神分析是精神病学的科学基础。弗洛伊德认为，神经病的症候，正和过失及梦相同，都各有其意义，而且也像过失和梦，都与病人的内心生活有相当关系。梦本身也是一种症候，梦的构造与神经病症候的构造颇为相似。
弗洛伊德在一些对于艺术作品进行解释的文章里所使用的方法，可以说就是症候批评。他仔细研究与某些经典艺术形象有关的“疑团”，并且提醒说，这些疑团就掩盖着对理解这件艺术品来说是最根本、最有价值的东西。
弗洛伊德说：我们这些外行一直怀着强烈的好奇心，想知道那种怪人（作家）的素材是从哪里来的，他又是怎样利用这些素材来使我们产生了如此深刻的印象，并且激发起我们的情感。假如我们以此诘问作家，作家自己不会向我们作解释，或者不会给我们满意的解释，正是这一事实更激起我们的兴趣。而且即使我们很清楚地了解他选择素材的决定因素，明白了创造虚构形象的艺术的性质，也还是不能帮助我们成为作家。
弗洛伊德用精神分析的方法考察文学、艺术，他的主要做法是从艺术家的意图入手来考察作品，往往是将各种细枝末节的表象联系起来，从中分析出艺术家创作的深层动机。他同时又提问说：为什么艺术家的意图不能像其他精神产物一样，用话语交流，用语言理解？他回答说：这就得用精神分析方法了。
我也很想说，同一些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的行家里手相比，我也愿意是一个弗洛伊德所说的外行。我想我的主要做法是从文本的疑团寻找它的作者的症候。
梁：可是，文学批评毕竟有别于医生诊病，创作不等于做梦，作家也不是精神病人，症候分析何以能够运用于文学创作呢？
蓝：不错，文学是一种社会现象，是社会意识形态。但是，文学又是一种人文现象，精神现象，文学创作既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同时又是作家精神和情感的产物。做梦、创作、神经病这三个东西，从我们自己的直接经验来说，也有很多相同、相通的地方，似乎常常互相转化：梦者在梦醒之后，迅速地变成一个清醒的合理的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因精神生活中力的均衡有所改变而变成一个神经病者。精神分析既可以用来分析精神现象，当然就可以用来对同为精神现象的文学进行症候批评。
还在80年代末期，青年学者尹鸿在他的博士论文里，曾经这样来描述我的症候批评的特征：以文本的各种悖逆、含混、反常、疑难现象作为突破口，在寻找原因的过程中，寻找这些现象的意义。尹鸿还论证说我的研究越过表层、外层空间，通往作家心理、本文结构的里层、深层空间，以重新解释作品中某些悖逆、含混的类似症候表现的疑团，和重新阐述作品的意义。
比如，在钱钟书的《围城》里，唯一没有受到过作者奚落的少女唐晓芙，突然中断了她的故事，而永远消失了，而且这个中断有可能从根本上损害“围城”这个题旨，连作者夫人也提出置疑，1979年钱钟书在美国访问时，也被人一再追问这个问题而无可奉告。
曹禺《雷雨》里的周朴园，作者说他“老奸巨滑、诡计多端”，可是我们却看到他深情款款，很有责任感。另一位主角蘩漪，作者说她敢恨敢爱，十分迷人，可是我们却看到她做事不择手段，欲火太旺，十分可怕。
在鲁迅小说创作的封笔之作《离婚》里，面对婚姻的折腾，男方日渐“憔悴”，爱姑愈战愈勇，鲁迅在此是否想说是憔悴一方感情受到伤害？是否可以由此窥探作品深处的意蕴？奇怪的是此时正在与许广平进行反叛包办婚姻的婚外热恋的鲁迅，竟然写出了一个农村妇女爱姑为捍卫自己的包办婚姻而做殊死斗争的故事。
梁：听一些比你年长的学者议论，好像是说你这方法有偏颇之嫌，对此，你有何看法？
蓝：我知道某些前辈所谓偏颇，一是说有片面性，二是说不具备非常的重要性。我觉得这纯属想当然。在做学问的态度上，我从来就反对有意去追求片面的深刻，同时，从来就希望从根本上下工夫，在根本问题上下工夫。但是，我反对平庸，学究气，折衷主义，相对主义，大而无当，反对毛皮的系统论。列宁有一句话我永远也忘不了：教授就是把腐朽的思想编成体系的人。我最不要做的就是这样的教授。同样，我注意从根本上下工夫，但往往忽视重要性。因为“重要性”往往是与时间、现实联系在一起的概念，而根本性则是超时空的，在长时间里都显得比较重要。
我在这本书里所分析的好些问题，其实都是在教学过程中不同年代的学生不断地提出的问题，例如学生说柔石小说《为奴隶的母亲》里那位地主秀才是“好人”，又说茅盾的《蚀》比《子夜》有意思多了，等等。这些问题其实很带根本性，虽然学生是从感性角度提出来的。同时，我自己在长期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中发现，我们的论著，我们的教材，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往往并不认真去弄明白作品到底说了什么，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却仿佛根据很充分地下判断，下断语，做批评结论。在作品和下断语之间，应该有一个解释的环节，但我们相对忽略了。但当我们试图分析一些作品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故事时，逐步发现问题相当复杂：作品说了什么，一个故事下面还有没有另一个故事，哪是作者想讲而没有讲出来的，哪是作家要掩饰的，哪是作家不意识到而无意之中流露出来的，最后，作家之所以要讲故事的无意识动因是什么？这些问题是下批评性断语的前提和基础，对此不下工夫，文学批评的结论性断语，岂不成了空中楼阁、沙滩上建筑？
我之所以说症候批评是根本性的批评，还有一个原因。通常当我们说某个作品是“无病呻吟”之作时，我想一定表明它从根本上说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在这点上我们大家不会有什么分歧吧：既然无病，呻吟岂非成了装模做样或诓骗撒谎？反过来说，无病呻吟这话可以带给我们深刻的启示：有病呻吟是创作的基本前提。有病就会有症候。由此可见，症候分析不是儿戏，不是批评家的自娱，不是文学课堂上的游戏。
梁：在你这本书出版之后，有人称你为症候分析学者，可是在此之前，你在诗歌研究方面下过很多工夫，请问你在研究叙事性作品与研究抒情性作品之间，在方法上，有无相通之处呢？
蓝：我研究诗歌的主要方法，是分析诗人在诗歌里所表现出来的主要情感，这也就是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的批评方法，主要特征为：不去注意一般意义上的形式与技巧，而试图说明诗人的主要情感。要求批评深入到文本最深层的含义处，深入到艺术创造的生动内核中去，形式与内容互相渗透，形式即内容。同样，在小说、戏剧作品研究中，我也不注意通常意义上的形式与技巧，而试图说明作品的症候，并由此症候出发，深入到文本最深层的含义，由作家创作的无意识动因而分析艺术创造的生动内核。症候既是内容的，也是形式的，由症候的含义而到症候的表现。你们已经看到，症候分析与主要情感分析，二者是相通的，或许可以说，诗歌文本的主要情感分析，往往也是从症候开始的。
梁：最后一个问题：你不是总说你是一位西马批评家吗，请问你的症候批评与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二者之间有何联系？
蓝：对此，著名的文艺批评史家R·韦勒克说过一段很客观的话：当用来作为揭示一件艺术品的潜在的社会和意识含义的手段时，马克思主义总是有它的优越性。心理分析以它十分不同的个人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那些假定，为同一寻常的目的服务：理解文学作品虚构表面背后的深层意义，使它恢复其本来面目。
我认为我比较喜欢刨根问底，较之形式技巧的批评，我更喜欢深度批评。在这方面，我认为心理批评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重要补充。理解文本的深层意义，使虚构之作恢复其本来面目，肯定有助于揭示作品潜在的社会和意识含义。从这点上说，文学作品的症候既是精神的、文本的，同时又是社会历史的和意识形态的。
专著
1．《正统的与异端的》（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
2．《现代诗的情感与形式》（华夏出版社，1994）
3．《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
编选
1．《现代派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2．《80年代文学新潮丛书》（北京师大出版社，1992）
3．《何其芳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
论文
1．《论现代作家创作的无意识趋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6．1）
2．《论张贤亮的“唯物论者启示录”》（光明日报社《博览群书》，1986．3）
3．《论卞之琳诗的脉络与走向》（《文学评论》，1990．1）
4．《论艾青诗魅力的构成》（《艾青作品国际讨论会论文集》，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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